其中，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影响较大[13]。美籍华裔学者赵冈自80年代后期以来，也针对秦以后属封建社会说和封建地主制理论撰写了一系列的批评文章 [14][15][16][17] 。
使这种质疑达到高潮的是冯天瑜最近推出的《“封建”考论》。它把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称为“泛封建观”，批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亦“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实乃概念之误植。该书出版后，颇有学者和媒体为之叫好的。或誉为“今年学术界最重大的创获”[18]，“概念史跨文化研究的成功尝试”[19]，或称其“破解一则现代寓言”[20]等等。武汉大学还召开了专门会议，与会学者对于该书给予了“高度赞扬”。与此同时，冯著的一些内容也被抽出，以论文形式分别在《史学月刊》《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众多学者仍然坚持原来的理论观点进行研究，也有些学者撰文对上述“质疑”表示不同的意见。例如，近年出版的由林甘泉、方行、宁可牵头的《中国经济通史》、宁可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史》、田昌五、漆侠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都是在承认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前提下编纂的。“中国经济史论坛”于1998年6月举办了“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6月举办了“‘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暨庆贺李文治先生九十寿辰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中国经济史研究》还为此出版了增刊），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战国秦汉以后的封建地主制进行了论述。李文治、江太新发表了《中国地主制经济论》[21]，对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马克垚在《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一书和《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等一系列文章中，通过中外对比说明中国和西欧一样经历了封建社会，并论述了封建社会历史及其概念的发展[22][23][24][25][26][27]。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一文专题讨论了“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最能反映社会的本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来自马克思、恩格斯；不能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与古代文献中的“封建”不同而否定它[28]。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及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一文则系统回顾了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战国秦汉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所经历的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发展过程，指出把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定性为“封建地主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29]。李根蟠的另一篇文章《“封建”名实析义》批评冯天瑜《“封建”考论》用“凝固”和“外铄”的观点看待“封建”概念的演变和传播，并着重指出所谓“泛封建观”“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30]。
以上两类观点姑且称之为“否定论”和“肯定论”。分歧表现在一系列问题上，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如何看待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如何看待“封建”概念及其演变；二是史实层面，如何认识中国和西欧历史的异同，中国秦汉以后和西欧中世纪社会有无共同性，能否用同一生产方式概括它们？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但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分别予以介绍。
二
对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否定论者一般是“肯定”马克思、恩格斯而否定斯大林，但在具体论述上又各有不同。
冯天瑜的特点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封建观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正确”的“泛封建论”对立起来。根据他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西欧历史实际，遵循西欧研讨封建制的历史传统，视西欧封建制为特例”；他们认为“封土封臣”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前提，政权分散、土地“不可让渡”是区分是否封建制的重要标准，故“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是不相兼容的，等等。列宁对封建主义的认识则大别于马克思、恩格斯，不强调“封土封臣”“采邑领主”，而把封建制度的特征归结为农业生活方式、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地主大土地占有制、农奴制等，还把东方国家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形态的君主制纳入“封建主义”。冯氏谓列宁1912年《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奠定了泛封建观的基础，是泛封建观的“祖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封建观均受其影响 [31][32] 。
认为“封建”与专制、集权相对立的观点渊源甚早，近年首倡此说者可能是李慎之[3]，而和者颇不乏人。如叶文宪说：“封建的本质是贵族分权。”“与贵族分权相对立的是君主集权。”“把封建和专制联系在一起称为‘封建专制’是一种误解”[5]。中国秦以后实行专制集权，当然就不可能是封建社会了。这种认识在否定论者中具有普遍性。
冯氏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多线论”者，反对把欧洲的封建主义作为普世性模型套用其他地区。根据之一是马克思在《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式》中把亚细亚所有制和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并列，形成多线的网络结构；根据之二是马克思自己表示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里所牵涉的已经不止是如何看待经典作家的封建观，而且牵涉到如何看待“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否定“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学者，其主要论据就是说它反映了一种单线进化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观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斯大林把五种生产方式搞成单线的发展图式，是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其中罗荣渠的文章是最值得重视的[33]。由于评述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之争不是本文的中心，有关介绍从略。
侯建新的说法稍有不同，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受古典进化论的影响，有单线论的倾向，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起源论》诸书中；另一种晚期思想比较成熟的时期，具有多线论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式》和人类学读书笔记中。前者是错误的，后者是正确的；作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错误”表示了宽容[13]。
黄敏兰则把矛头直接指向唯物史观：她说：“唯物史观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具有经济决定论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抽象性和单一性的特点。唯物史观只从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来考察社会，而忽略社会中多种多样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并把社会中种种复杂的结构和关系仅仅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从这种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和原则来考察中世纪的欧洲，领主对农民的剥削必然就成为了理论核心，并以此来确定社会的性质即封建社会，而不能看到和区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封建性制度。”[9][10]
对严复以“封建”对译西欧的“feudalism”，否定论者中有两种不同意见。冯天瑜是肯定的，他认为“严译……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作合理引申。这种引申义又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彼此契合。”显然，这是从与西义封建相似的意义上予以肯定的。在冯氏的心目中，西义封建才是根本，连马克思的封建观，也被锁定为西义封建。凡是不符合西义封建的，均视为异端。认为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不符合西义封建，因而也是与“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相悖”。[31]侯建新则更为彻底，全盘否定严译，视之为在中国宣扬西方中心论的始作俑者。他认为：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中国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义；秦代至清代是皇权专制制度。它们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谁也不能涵盖谁，就中西中古社会而言则属于前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应该贴上同一个标签。詹克斯（按即严译的甄克思）在西方古典进化论的影响下，将西欧feudalism抽象化，将西欧历史发展图式化。严复全盘接受了詹克斯的思想，“在社会进化图式不可颠覆的大背景下，严复将feudalism与‘封建’对译，相当于将西欧中世纪与中国传统社会等同划一，……实际上将中国的历史纳入西方的模式，按照西欧的逻辑进行演绎，并且标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亦植根于此[13]。
李根蟠《“封建”名实析议》一文，主要针对冯天瑜的观点提出以下几点批评：1、“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并在实践中向前发展的。近代中国封建概念发生了两次“飞跃”：一是严复以“封建”对译欧洲的feudalism，从此封建被视为一种社会形态；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此封建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也是不断发展的，列宁的封建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封建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观是马克思、列宁封建观的发展。不应该试图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2、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观虽然是从西义封建演化出来的，但他并不把封建社会局限于西欧一隅，他们不但研究了西欧以外许多地方的封建农奴制度，而且把封建社会当作人类历史上主要社会经济形态之一，使之带有普遍性。作为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着重从剩余劳动攫取方式分析了封建制与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指出地租是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正常的普遍的表现形式，为拓宽封建概念奠定了基础。所谓“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等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观点。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上几个主要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的思想是一贯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认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共同性。这种学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常规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应把这两方面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单线论”，或者把它说成“多线论”，都是片面的。4、列宁对封建制度的特点作了新的概括，拓宽了封建的概念，使之更具普遍性。但这种新的概括完全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为基础的。5、中国人对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发展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即已开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论定战国秦汉以后属于封建社会，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这种认识的正确性，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29]。
马克垚强调了对西欧封建有重新加以考察的必要，并揭示了“西义”封建概念的狭隘性。他指出：“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地区，公元9-13世纪（甚或l0-12世纪）的材料，用这些有限的材料作出过分简单化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后来封建渐被赋于一个社会一个经济形态的意义，这种短期的特征，如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或无国家等便被当做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特征，所以与广大的西欧地区情况有时也不相适应，更不要说放之四海了。”[24]其实，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他提出“摆脱单纯从西方的封建主义概念出发来看中古世界”，“要摆脱关于西方封建主义的权势话语，也要从东方，从其他方面来认识一下中古世界”。也就是应该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来和东方社会比较，从而获得对封建主义的更全面的理解。他认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封建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全世界的封建制度的问题[22][23][24][26][27] 。
黄春生指出，马克垚的研究与西方学者苏珊的研究不期而遇。苏珊在《封土与封臣》一书中对西方以封土、封臣为基石的狭义封建主义概念提出了挑战。苏珊认为，“语词”（word）、“概念”（concept）和“现象”（phenomenon）彼此关联但决非等同。12世纪之前虽有“封土”“封臣”的词语，但没有形成“封土”“封臣”的概念，即“封建主义”（狭义）的概念。在12世纪伦巴第《封土之律》中，封臣才有了“封土持有者”的意思，封臣与封土的结合才算完成。“封土封臣”制度的形成并非早期王权弱小和无政府状态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12世纪之后官僚政府和职业法律不断发展的产物。因此，16、17世纪的法学家在这“封土”“封臣”基石之上构建的封建主义的大厦，其实是“建立在沙堆之上”的[34]。黄春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早就与狭义的封建主义概念分道扬镳，他们从地主与农民的对立或者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的结合来理解封建主义，将其视为一个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与非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程度接受了狭义封建主义所描述的那些封建主义的特征。因此，苏珊的研究是对狭义封建主义概念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封建观既是一种支持，也提出了需要回答的一些问题[34]。
三
这里已牵涉“封建”是否具有普遍性，中古的西欧社会与东方社会是否有共同性的问题。
否定论者认为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与西欧中世纪社会完全不同，不能用“封建”的概念来涵盖它们。
侯建新的论述可以作为代表。侯氏认为：“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中国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义；秦代至清代是皇权专制制度。它们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谁也不能涵盖谁，就中西中古社会而言则属于前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应该贴上同一个标签。”他根据布洛赫《封建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封建主义》一章，概括欧洲封建主义的特征，并与中国的历史进行对比。其结论是：西欧“feudalism”的基本特征——国家统治权力的分散，庄园制度和武士等级制，领主附庸制及其包含着的原始契约因素等几个方面——是西欧社会历史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秦代至清代社会而言，恰好是陌生的，难以用同一个概念涵盖之 [13] 。
方競也认为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完全不同。西周“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feudalism）形同实异；秦以后中国社会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质上，无论是在经济关系方面，还是在政治体系、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家族关系等方面，都与欧洲中世纪毫无相似之处。因此，中国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相同的封建社会[4]。
肯定论者认为中国与西欧中古时代具有共同性，是可以比较的，可以划归同一种社会形态。马克垚的论述可以作为代表。
马克垚指出：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来和东方封建社会来比较，则我们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是缓慢的。无论西方或东方，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二元经济，而以自然经济为主；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封建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农民进行的小生产；有人认为西欧的封建农业是由农奴耕作的庄园组成的大生产，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西欧和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存在庄园和租佃两种经营形式，只是各有不同特点。马克垚不同意说“东方城市是政治中心，而西方城市是工商业中心”，指出封建西欧的城市既有经济中心，也有政治中心，宗教中心等，而中国封建社会也兴起了大批工商业城市。东西方封建时代城市的区别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西欧的许多城市在封建时代曾取得过自治权。马克垚说：“较长的西欧的封建时代，在经济制度方面，究竟有哪些不同于东方（广义的东方）的特征，以至使得有人认为东方没有封建呢？我实在还看不出来。”在政治方面，无论中国和西方，封建时代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健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马克垚认为：东方有专制王权，西方也有专制王权；西方的专制王权公认是有限的，东方的专制王权其实也受到种种限制，并不是无限的。马克垚承认依附关系之较为普遍和长期存在，是西欧封建制的一个特点，但不同意把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23][24][25]。
对于秦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是封建地主制或地主制经济。对这种观点的挑战来自“权力经济”论者和“市场经济论者”。
最初从权力经济论的视角挑战“封建社会论”范式的是秦晖。他先后提出“关中无封建”“大共同体”等理论[35][36]，最近又撰文批评“租佃关系决定论”，认为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小农自由交易导致严重分化的说法不成立。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另有原因，与租佃制关系不大。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都是没有根据的[37]。
持否定论的学者一般认为秦以后社会的主要特点或主要特点之一是“专制”，而专制是与封建不相容的。但具体论述又各不相同。冯天瑜主张秦以后命名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他仍然承认地主制是秦以后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黄敏兰则完全否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秦以后社会的基本矛盾。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如果用以出租土地来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这个最抽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为标准来衡量，这种关系同欧洲封建制下领主与农奴的关系的确是相同的。但并不能就此认定有这种关系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能用单纯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关系，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是次要的、非本质的；皇帝和官僚依靠强权剥夺皇帝官僚集团之外的全体社会成员财富，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她认为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并不构成统一的地主阶级，又引冯尔康的研究，认为农民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数量很大的自耕农与佃农不是一个阶级，自耕农与地主不构成生产关系，基本上也不处于对立的地位。自耕农主要与国家发生关系，与国家处于对立状态[10][11][38][39]。叶文宪主张称秦以后为“专制社会”“帝国时代”。他表示反对“把‘封建’当作屎盆子卡在地主头上。”“地主”这个词表达的是土地之主，自耕农实质上是“微型地主”；“农民”这个词表达的是务农之民，地主实质上是“大农”。“地主”和“农民”都不是政治概念，它们与“封建”都毫无关系[5]。
从市场经济论的立场攻击地主制经济理论的是赵冈。他断言地主制经济理论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把中国经济史研究带入了“严重的误区”。他说地主经济理论漏洞百出：一是始终没有给出什么是地主的明确而统一的定义，无论以占有土地数量或是否出租土地作为判定地主的标准都是矛盾和谬误的；二是地主的田产不是固定的，随时在增减变化，又没有行政、司法权，地主这个圈子也不是固定的，人们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所以不能形成定制[17]。赵冈认为战国以后的中国经济视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不但存在商品市场，而且存在要素市场——土地市场；不但存在土地所有权买卖的市场，而且存在土地使用权买卖的市场——租佃市场。由于他把土地租佃看成是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也算到市场交易总量中去，所以把市场交易量算得很大。他最初是借用章有义先生重新估算地主土地占有量的文章[40]发难，认为既然地主土地占有量不是原来所说的70—80%，就不成其为地主制经济[14]。后来则集中论证地主不具备“主导力”。他从农地的零细化、农村“找价”的惯例和永佃制等方面说明，地主不但不能主导传统租佃制的实际运作，甚至也没有力量来消极防阻不利于他们经济利益的演变趋势[15][16]。
封建地主制理论不拟在这里细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在不断发展，并非凝固不变的。李根蟠曾经提出在坚持地主制经济理论的同时对它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可以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是由地主、农民、国家三大成分组成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一个体系 [41][42] 。这种观点尚待论证和展开。又，多数学者所说的封建地主制是相对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或中国先秦的封建领主制而言的，马克垚则从扩大的中世纪出发考察中西封建社会的同异，认为领主经济也是一种地主经济。他较多强调中西封建社会的共同性。如中西封建社会同是庄园制和租佃制两种经营方式并存，同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二元结构，等。马克垚还提出，既然是二元经济结构，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封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他根据中国和英国的有关资料探索了封建社会中的利润与投资问题 [25] 。这些反映了地主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动向。
四
秦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曾经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焦点。抗战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肯定论”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在“安流”了半个世纪以后，再起波澜，有可能成为学界讨论的新热点。这是好事。因为讨论中提出的新问题将迫使人们去思考和研究，从而深化或匤正自己的认识。人类的认识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虽然有不同的认识，但都信奉（起码是表面上信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从20世纪末开始的这次争论则不同，由于有的学者对原来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理论前提提出质疑和挑战，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本身已经成为讨论的对象。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严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思想体系。有的学者摘引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脱离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将其凝固化和绝对化。有的学者想当然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说成是正确倾向和错误倾向的集合体。有的学者把不同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割裂和对立起来，扬此抑彼，轻薄为文。这些做法都是不妥当的，不严肃的。
附录一：泛封建观“祖义”说的来源考
把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割裂和对立起来，最常见的做法是不直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而以斯大林为“替罪羊”，说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斯大林搞的，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云云。但是，社会史论战时斯大林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尚未问世，人们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主要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为指导的。因此，学术史的事实本身就驳斥了这种论调。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晩近否定论者又有了新的发明。例如，冯天瑜就认定列宁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泛封建观”的始作俑者。冯氏的观点源自胡钟达。胡钟达认为，马克思是严格按照“封建主义”的传统含义来理解“封建主义”并使用这一概念和范畴的，所以马克思不承认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或某一阶段即进入封建社会。甚至对农奴改革前的俄国社会，马克思也未使用过“封建主义”一词。胡钟达又说：列宁早在1894年就在《什么“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著作中肯定俄国的农奴制即“封建的生产方式”，于1912年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肯定中国存在“封建制度”，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把东方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制度，都以‘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从此，‘封建主义’的含义和它的使用范围，就大大地扩大了。”[43]冯氏摘抄胡氏这一段话时，把它改为：“列宁还把东方国家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形态的君主制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都纳入‘封建主义’。”按，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第11条谈到：“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 在列宁看来，这些东方殖民地及其他落后国家的确是封建关系占优势，但它们当时（1920年）并非都是实行“君主制”的，例如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已推翻了满清的封建帝制。列宁的这篇文章收录在《列宁全集》第39卷，胡氏在注释中误作“第31卷”，这是笔误，因为篇名是正确的。冯氏却把胡氏错误的注释照抄到他的书中去，略去篇名，又自作聪明添加上与原著相忤的“君主制”[31]（P232—234）。看来，冯氏转抄胡氏时，并没有核对原文，又不注明转引的出处，以致弄巧成拙。
这虽然反映了冯氏治学之欠严谨，但对论证的主旨来说，毕竟是小节。问题的关键是，列宁是否偏离了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封建观中，的确可以看到西义封建概念的影响，但胡氏说马克思严格按照“封建主义”的传统意义去理解它，不承认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则是片面的。胡氏关于列宁拓宽了“封建”概念之说则基本正确，胡氏对此作了肯定的评论。他并不认为列宁偏离了马克思，反之，他主张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都可以用广义的“封建”来概括。冯氏一方面把胡氏的片面性推向极端，断言马克思“视西欧封建制为特例”，另一方面又将胡氏关于列宁拓宽封建概念的论证反其意而用之，称列宁创始了“泛封建观”的异端。列宁对“封建”内涵的认识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对“徭役经济”的实质与前提的概括中，只要把它和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前资本主义地租的分析认真对照一下，不难发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的认识当然不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但基本上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把他们割裂和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附录二：对严译“feudalism”的批评能否作为否定封建普遍性的论据？
冯天瑜引用晁褔林的意见肯定了严复以“封建”对译“feudalism”，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肯定了“封建”的普遍性，从而使自己的论证在逻辑上陷于混乱。因为，即使按冯氏自己承认的，西周有封建、日本有封建、印度在突厥人入侵前有封建，那么，所谓封建是“西欧特例”说就不攻自破了。倒是侯建新来得彻底，他斩钉截铁地说：“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他否定了严复以“封建”对译“feudalism”，也就是否认西周的“封建”与西欧feudalism相类，因而他避免了冯天瑜那样的逻辑尴尬。
侯氏的论据来自日知对严译的批评。日知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是指殖民建邦，这是属于“古代”的事，中国有，西欧也有。feudalism是欧洲中世纪的事，无关于欧洲古代，也无关于中国古代。严复受甄克思的误导，用古典中国很少见的“封建”与feudalism对译，不对①。由此可见，日知是反对用属于“古代”的“封建”对译属于“中世纪”的feudalism，但他承认中国和欧洲一样有“古典”（奴隶制时代），有“中世纪”（封建时代）。[44]因此，即使肯定了“封建”与“feudalism”的对译为误译，也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其实，对严复的对译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观点。凡是肯定西周为封建社会的学者，大抵对严氏的对译是肯定的或是部分肯定的，正面论述的唯新世纪之初的晁福林而已[45]。另一种是否定观点。凡是不同意西周为封建社会的学者，大抵对严译持否定态度。最尖锐的是侯外庐40年代“语乱天下”的批评。但不管是持肯定观点或持否定观点的学者，都毫不含糊地主张中国秦汉以后经历过封建社会。企图从批评严复对译的意见找寻否定秦汉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证据，岂不是走错了房间？最滑稽的是冯天瑜，既表示赞成晁福林的意见，又引用侯外庐“语乱天下”的批评为论据。殊不知最早对严译提出批评的正是被冯氏视作“泛封建论”带头羊的郭沫若。郭沫若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即已指出：中国古义“封建”的“封”，是原始社会的境界林，“建”是建立“社稷”，“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封建’，字义上正大有径庭。这种字面上的混淆，极初步的错误，我们是应该警戒的。”
严复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虽然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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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知认为，由于这种对译时代的错位，马上产生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欧洲“封建”那么短，为什么中国“封建”那么长，“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严复翻译时为此数度“掷笔太息”，“绕室疾走”。侯建新在此基础上予以发挥，谓严复陷于甄克思的发展图式中不能自拔，只得承认秦以后也是封建社会，而又不能自圆其说，陷于“似是而非”“削足适履”的痛苦之中。事实上，严复视“封建”为从“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的过渡阶段，把中国封建时代定位在“自唐虞以迄于周”，但封建时代结束后并没有完成向“军国”社会的过渡，又拖了两千年。严复苦不得其解者为此，而不是为了“封建”时代太长。日知文章的表述不确切。而侯建新的推衍更多臆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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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封建观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把他的观点说成是五种生产方式论的肇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封建观的滥觞，是过分抬举了严复了。再者，声称“封建”只属于西欧中世纪确实痛快，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对世界各地封建社会的诸多论述，苏联、中国等国史学家对世界各地封建社会的诸多论述，恐怕不是简单的“不承认”所抹杀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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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Debates on the “Feudalism”
——The Review of Arguments on whether China was "Feudal Society" aft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in Recent Years
YE Mao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Whether China was feudal society After Qin dynasty was once the focus of debates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he 1920s and 1930s .Experienced the low tide after half a century, this discussion is becoming the waves again. "The negative" and "the positive" for clues ,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new discussion of this ques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Feudal Socie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cient History Stages
[责任编辑 王宏海]